1、闭关，有点假。在租的小屋里搞了电视，看看球休闲。
2、在武大的论坛上被骂。见识了武大辩手的心理素质、智商和气度。想写篇文章，但被柯望前来破坏，只挖了一个坑。
3、买了一根新甩棍。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爱不释手。可惜没有用武之地。

关键词：实力　梦想　大环境　顺爽杯　责任　金秋辩论赛　社团运作
 
　　我为什么写这篇无聊不相干的文章呢？武大的辩论不干我p事，而我关于社团的运营的很多理念在离开校园之前是真的不适合拿出来的……嗯，是因为我在武大的论坛上被傻逼骂了，而且相当被骂得相当无辜。其实我对那个眼睛长在眉毛上面的武大辩手已经忍让很久了，无论我怎么平和地表达我的观点都会被他敏感地认为我怀有敌意、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过武大的部分辩手一向很敏感而我又坚持说话做事这么特立独行，产生误会也是不可避免了。
 
　　04年进校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把辩论作为大学生活得第一选择，通过选拔加入了新成立的结芦辩论社。当时华师的辩论真的是一片白地。封帅给我们讲的第一课，他说湖北这里辩论是武大一家独霸：不仅实力超强、能够拿出8到16支和我们校队实力相当的院队，而且每次省内比赛都有评委鼎力襄助，战无不胜。我当时对此毫无概念，现在再回头作出评估，如果把邓哲拿掉，那04年华师辩论的水平能否比得上武大的十六分之一真的很难说了。于是从我走入辩论之门第一天开始，对武大辩论的向往和关注就成了辩论生活的重要部分。那年11月，许立阳——这胖子当时在武大学生会学习部混—— 问我有没有兴趣看他们的金秋。我得当然很感兴趣，并且汇报了老大们。于是邓哲封帅我们一大群人在学习部同学的放行下在混进了手机没有信号的人文馆免票观看了那年金秋的决赛。除了辩题，留给我的全部印象就是徐卓阳富有磁性的嗓音和李小宇在卫生间里紧张地梳着的头发。
　　直到次年春天，武大辩论给我的印象都很模糊。像一头珞珈山样沉睡的巨兽。当然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回忆或抒情，在那之后至今的三年里武大辩论经历了各种低谷和高峰，虽然并没有特别值得铭记的成绩，但是总体的积淀是惊人的。但是光有量的积累而再无质的突破，武大的辩论人自己也不会满意。
　　不再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让我们的视线直接跳到现在，2007年国辩。代表大陆参赛的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大2007年的金秋刚刚结束，贺捷写了一篇文章回味武大辩论，中间提到
“  2004年4月，武大校辩论队重新组建，归校团委直属。在新的一届校队中，03级的辩手占据了大多数席位。这一届辩手，在各个位置上都有足够的人才储备。他们在后来，也被称之为“零三黄金一代”。但是他们成长的过程同样曲折。在学校决心参加04年全国大专辩论赛之前，湖北省的“顺爽杯”电视大专辩论赛也开始举办第二届，走向正轨。武大辩手必须首先证明其在省内的冠军地位，才有资格走向全国。可惜的是，由于多种原因，武大辩手在半决赛中不敌刚刚获得“海峡杯”季军的华中师范代表队，未能进入决赛。这次失败也是武大自国辩以来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失利。失败，使武大辩论再次远离全国舞台。武大辩手只能目睹昔日的老对手电子科大获得全国冠军既然进军新加坡，获得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
显然此回忆有讹误，他想说的是因为05年武大省赛的失利导致了校团委拒绝出战06年全国大专辩论赛。ok，这是在论坛上引起争论的导火线，也是我这篇文章想要说明的重点——我当然不会再在博客里继续和老乡找茬抠字眼，因为“06年全辩”根本就因主办方没有举办而不存在，和武大校方可谓是毫无关系——我想证明，即使“06全辩”这个东西确实存在并且武大校团委也确实拒绝出战，那么武大的辩手们应该埋怨谁？
贺捷又解释道，
“  团委当时的意见是，先拿省冠军，再进军全国，当时国辩是05年。团委预计参加06年?存疑。不过当时是这么说的。
省赛冠军之于参加全辩，对华师不必然，但对武大必然。不具有可比性。”
 
好的，到这里按住。再提一条线索，辩论队是不是社团。在辩论武大的另一个帖子里，我“但是，辩论队是社团么？”的发问中，CoHuBridge却读出了我敌意强烈的潜台词。可是当时我却没有发觉这一点，因为我真的无心挑衅，我觉得自己对社团的认识要比武大的辩手多得多。注意，是社团。然而CoHuBridge的发言极其鲜明地代表了武大辩手的态度和信心：“对 有的人，对有些事永远不会明白 而另一些人，他们从来都明白”
　　我本人是华师辩论社的技术教练和运作决策者，深知结芦社在华师社团界有今天的地位绝不仅依靠为校队提供了所有的辩手那么单纯。在华师辩论毕竟是个小众的游戏，圈子很小、辩论社做出了什么业绩只有圈内人知道；无论取得了多好的成绩、做了多少踏实的事情，如果没有宣传和汇报，就等于白做。我大二开始担任技术教练，那一年结芦社没有参加任何校社联的会议，对所谓优秀社团的荣誉也并无兴趣。一年里我们坚持辩论社的精英路线，对于社团经营的其它要素完全忽略：这个做法的代价是沉重的，在06年顺爽来临时校团委完全无视结芦的存在、重新组建校队。虽然那个校队仍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结芦社员，但性质的变化已经让社团遭受元气大伤，校队也在随后的省赛里丢尽了前一年的辉煌和颜面。
　　沉重的代价为我们买来了宝贵的教训，我到那时才大概明白社团应该怎么做。06年省赛以后的华师辩论已成了一片丘墟，辩论社仅存着留下的人忍受着屈辱和痛苦开始了艰辛的重建。在辩论社的第三年里，我总算发现辩论人在经营上也完全能够游刃有余，而同上级部门以及其他机构的交流沟通是运作的重点。
　　是的，不仅社团以外的人难以理解，很多为社团付出了几年的心血的老社团人都不能彻底体会与上级部门沟通的重要性。这么说吧，无论做什么事业，都是领导的因素最为重要，如果不让领导知道成绩，就比什么都不做更为糟糕。无论是辩论社、话剧社还是文学社，如果只醉心于技术上的钻研而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就永远得不到发展，搞辩论社和搞辩论的区别太大了，可以说完全不是一回事。
　　举个例子，邓哲在华师戏剧界是偶像级的人物，他经营晨雨剧社时不仅在做话剧上有特点，对领导的揣摩和迎合也是很有技巧。无论什么演出活动，都要恭恭敬敬地给领导预报、送票，事后再全面圆滑地向领导汇报、听取教导。这样领导老师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足够的尊重、也确实感受到下属剧社的优秀和实干，于是相应的优惠和照顾就顺理成章了。这是一个双赢的互利，可后来的华师话剧人并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像结芦初期的辩手一样，认为自己从事的事业清高而神圣，对于领导的作用很是不屑。做剧的人依然众多，可做社的人就从此不再。邓哲和我谈及剧社的经营时就说，“当大型演出时坐在第一排的不再是领导书记们而是兄弟剧社的社长时，就可以断定这个剧社再不会有什么发展了”……07年，在武汉高校话剧界都久负盛名的华师三大剧社晨雨、勾沉、未名被华师校团委强行合并为“华大剧团”，滑稽地“同年同月同日死”。唏嘘嗟叹之余我俩又回顾了结芦社的衰与兴，结论是完全符合这个规律。
　　就是说社团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为了主管部门的需要而存在——如果这个社团想要获得质的提高，那么充分了解上级部门的态度和需要就是更要紧的事情——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很令人沮丧的结论，在辩论社的身上它又体现得尤为明显。辩论社的核心部门辩手部亦即校队是为了比赛而存在，如果没有大型的的赛事，辩手部的存在就毫无意义。而大型比赛的数目有限且可遇不可求，守株待兔般地靠天收是极其危险的。
　　好的，靠天收。在校园社团界，大家都把团委之类上级部门看成老天，团委的政策和待遇就是年成，有了政策年成好了就大家欢喜，没有团委的重视反正也饿不死，毕竟社团不是学业，少了它也不会怎么样。可是老天究竟是怎样一幅尊容，有着什么样的脾气？又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很多社团很多人的梦想其实就在团委某个毫不相关的外行老师手里笔下，他或她一时心情不爽，一群人的梦想就会因之破灭。上级的心血来潮就成了下面英雄们的宿命，这就算不是个悲哀也够滑稽的了。我相信人定胜天，如果和主管老师之间互不了解甚少交流，那就是对自己的社团对自己的理想不负责；另一方面老师也不是毒蛇猛兽、大多数都还是通情达理的，只要你能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大多数活动都是能得到充分支持的。至少在华师，结芦社这一年的发展是顺水顺风，就深得各级领导之助。
　　我觉得在武大搞辩论应该是件更容易的事情，毕竟土壤那么深厚氛围那么浓郁，武大校队的实力那么强劲，为什么不敢走出湖北参加个大赛呢？02年缺席，04年又缺席，06年推三阻四借口种种到了07年还是不敢出战。真的是团委不同意么？团委为什么不同意？团委的老师懂辩论、了解武大的辩论队么？不懂不了解么？不懂为什么没有人去教他们？看起来问题是越问越离谱，但一个一个解答其实并不难。团委老师若是不了解辩论队，那就是武大辩手的责任。武大的辩论队的实力比之6年前如何、在国内横向比较地位又如何，团委的老师有概念么？有目共睹武大05年校队实力之强几不亚于01年国辩的队伍，0304级明星辩手层出不穷、肖函更在武汉圈内有“华语辩论史上第一女辩手”的传奇口碑——手握这样的队伍，就算想赢怕输也都不能成为借口吧？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一个辩手和能负责的老师说哪怕一句，“我们很强，肯定能赢”？我估计武大没有辩手这么做了，因为他们没有哪一个觉得自己能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去做这个保证。袁丁余磊周玄毅的光环还占据着校方的视线还笼罩着每一个人
　　在和华科、中南的同事交流的时候，场上意气风发的辩论高手却都一致表示对恶劣的大环境无能为力，封帅张珺玮也觉得一切活动要听从组织安排——对于这些论调我十分之恼火，难道辩手就是你们的唯一身份么？除了上场比赛之外你们就不会尝试着做点别的努力么？一切都听天由命，对于自己的权利和梦想没有哪怕一点争取和捍卫，还抱怨环境不好运气不好，饿死了也只是活该！很多很多事情，因为惰性和胆怯你们不敢去做没关系，但你们不要说那“不可能”，坏了后来人的斗志和热情！
　　07年4月，南京大学辩论队来访武汉，希望能和武大、华师、中南、地大打四场友谊赛，但成行的前提是武汉有一所高校能提供交通和住宿的接待。当时南大的同学和武汉四校的辩手都联系了可是哪个学校的团委都没法提供这个接待。当时结芦社的社长还是甘萍萍请示我该怎么才能把这个活动接下来，我说团委穷得很，不可能拿这几千块钱给我们做人情的。
　　是的，团委很穷，每年经费只有30万，按例在研究生和本科生身上各分一半，那么每年15万的经费要支持学生会、社联，每年的挑战杯据说要花将近十万、顺爽杯省赛每年也得两三万；学校好大喜功要搞管弦乐团来充实本就很庞大的艺术团，还要重点发展网络电视台和机器人小组…就不用再提大大小小的70个学生社团和每年至少三五次的大型晚会，即使有赞助有专款专项，校团委都已经是很拮据了：所以说不提供经费支持不是校团委的错——团委真的没钱，而每次为了报销百八十块小钱的社团人的愁眉苦脸我们也是见惯了——我们没理由也没能耐再从团委拮据的口袋里掏出三四千块接待远道而来的南京大学十几位辩手。相信在武大也是一样的情况，就算武大团委比较有钱、一年能有150万的经费、是华师团委的5倍，推己及人也应该想到武大团委也有5倍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武大团委也没法接待有95国辩冠军。
　　这个例子只能单纯地说明，团委也有很大的经费困难因此无法支持辩论。毕竟南大来访只是个友谊赛、和政绩等等关系不大。而参加国辩、全辩甚至省赛，都远不止是几万几千块人民币那么简单了：参加大型锦标赛，关系到武大百年名校的面子。这是个系统工程，不是领导书记们不愿意辩论队出去争光，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太过重大一旦决定投入，就要一下启动团委学工处教务处宣传部等等几乎所有部门同时运作——这已经不算教练和辩手本身的学业和心血——比赛结果直接影响参与备战的各级机关部门的政绩，而在全国的背景是武大辩论在华语辩坛上地位太高，经不起哪怕一点闪失——遑论是失败了。只能赢不能输，这不是领导的胆子小要面子，而是现实残酷风险大亏本多的买卖没有谁会愿意做。学校会不会动用巨大的成本只换来队伍一趟公费旅游，“重在参与”只有傻子才相信。在各个行政部门里又是团委地位最低却又处在和辩论队最近的位置上，牵一发而动全身，校团委只好委屈求全下，这样看来05年做出的承诺已经是很伟大了。说到这里，附带赞叹下出战00全辩的西交，够男人！

　　谢谢主席，谢谢对方辩友的精彩陈词。对方辩友所说的选择越多人反而会越痛苦，描述的都是人的心理感受。这个选择多带来的矛盾心理感受固然在某些时候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客观事实才是判断痛苦或幸福的科学标准。您所说的种种痛苦大多都是人因为缺乏决断力而产生的“幸福的烦恼”，而在我们事实求是地看来，这些烦恼倒是多多益善呢！
　　那么就让我们好好地审视下，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惠。
　　首先，更多的选择让个人能拥有更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古时候读书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读的都是圣贤文章，走的都是八股取士的路，治学没有别的选择：这也造成了中国近代几百年读书人只有一条出路、国家难以发展；而今的大学却是文艺理工农医专业分明，大家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向和道路，更好地为自己和社会努力奋斗实现理想。一条路不通，还可以再走第二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吗，再也不会有范进那样在科举一棵树上吊死的滑稽悲剧了；
　　其次，更多的选择让社会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当今社会的资源比如就业岗位职务等的总量是有限的，其如何配置如何流向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未来。就像自然与生物会有双向选择的淘汰一样，社会资源与人才的互相选择也是在不断发生。但在以前计划经济时代，“铁饭碗”的终身制下岗位对人才没有选择，这就导致了人的不思进取和岗位工作的死气沉沉；现在市场经济使岗位对人才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及时的任免和更替制度避免了人才不适应岗位造成的资源浪费，也促使个人去努力完善自我。
　　最后，越来越多的选择也是社会发达的重要标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每个领域每个专业的社会分工都在不断地细化，原先人们的知识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社会的激烈竞争，这就迫使人们去努力学习求知锻炼自身。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更多的选择是社会发达的必然产物。相比原始社会只有简单的农业生产、选择众多的现代社会的繁荣已经不言而喻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对于个人来说，所有的幸福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来争取的；无论选择机会有多少，如果我们不努力那一切都还等于零；相反即使没有选择，我们也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创造真正的幸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为，选择越多越幸福！

 

　　谢谢主席、大家好，承接我方一辩的立论，我们明确了幸福都是靠自己争取的，选择多与少只是个客观条件。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再来看看对方辩友的主要论点。
　　对方辩友说选择越多越痛苦，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选择多了难以抉择。可是大家想一想，选择再多再让人眼花缭乱，难道我们就没有雪亮的眼睛、没有理智的大脑了么？无论有多少选择，我们经过充分的思考和抉择，做出的判断不是更好么？有了多元多样的发展空间还嫌选择起来麻烦，宁愿墨守成规，对方辩友这个思想也太懒了吧；按这个逻辑是不是包办婚姻比自由恋爱要幸福得多，因为包办了的婚姻不用费力选择，自由恋爱却要选来选去，累不累？
　　对方辩友又说，选项越多，就意味着我们每做一次选择的同时就在失去更多…这个我们也承认，毕竟选择的增多说明资源总量在增多，我们做什么选择都是要付出机会成本的嘛。可是大家要注意了，机会成本是由个人办事效率决定的，和选择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再说了，我们每个人能获得的都是有限的，不能因为选择多就眼花缭乱了就不知所措了，试想对方辩友走进学子餐厅，发现食堂里的菜品种繁多难道就想一口气都吃遍么？您的饭量总是有限的，又好比充分选择的自由恋爱，您无论如何也只能选择一位伴侣，要是还贪心不足想要多个选择，大家可就要谴责您的花心了哦。
　　其实这些类比非常通俗易懂，大家也应该明白；让我们再看看，选择越多越痛苦，那选择越少是不是就越幸福呢？封建社会时包办婚姻，青年男女没的选择，不愿结婚就只好去死，梁祝化蝶的悲剧很美满么？计划经济时代粮油布都统一分配，穿衣服没有选择，人人都是蓝大褂，很漂亮么？十几年前大学生工作统一分配，找工作没有选择，分到哪里就是哪，很自由么？要是现在食堂饭菜没有选择，除了土豆就是马铃薯，您吃起来不痛苦么？

　　陈胜吴广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固然成功要靠奋斗带来，但是谁愿意没有选择屈从于命运的安排？选择越少就越痛苦，选择越多就越幸福！